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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中 断想

作者:汪晓钟    发表时间:2021-04-01    浏览次数:11456  次
  25年后,在高考季与班主任金汤老师重逢,才能体会那份淬炼过的师生之情。小城沧桑,世事苍狗,重温去年自己写过的这篇小文,有了与诸君再度分享的冲动。今年安庆地区理科第一名出自安徽桐城中学(不含政策性加分)。学弟邢前,总分690。
曾经的桐中
  20多年前的安徽省桐城中学,在当地曾经是一种神话一样的存在。除了桐城本地的生源,还有来自邻县、市府甚至省城的翘楚。他们今天散布全国,大多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和精英。我们那一届,就有不少同学已经是国内甚至国际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。这所中学始建于1902年,前身是桐城东乡会宫人吴汝纶(今属枞阳)回乡创办的桐城学堂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那里已经被划归铜陵。桐城派的乡土最终一分为三,怀宁归于安庆,枞阳归于铜陵,只有桐城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。这本身就是桐城派没落不争的说明。
  我们这一批莘莘学子,和桐城派最真切的因缘是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。吴先生是晚清到民国期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作为曾门四学士,他的声望可能超过了许多同一时期的桐城人。比如刺杀五大臣的吴樾,比如翻译狄更斯的林琴南。在我看来,更为重要的原因,是他对故乡用近乎生命献祭式的跪乳反哺的方式,创办了这所学校。这是桐城派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件盛事,在龙眠山水之间顽强地赓续着这个文化部落最后的落日辉煌。
  100多年后的今天,在惶然大观的桐中校友册上,的确闪烁着耀眼的星群——
  比如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;
  比如美学泰斗朱光潜;
  比如哲学通儒方东美,净空法师即是他的弟子;
  比如文化部长黄镇,正是他亲批年龄超标的张艺谋入学;
  比如中共第一右派,政治设计院提出者章伯钧;
  比如两院院士陆大道、孙德和、程和平等理工巨擘;
  比如方令孺、叶丁易、舒芜等文坛宿将;
  比如何其巩、储波等政界精英;
  比如张国威、戴耀等军中娇子;
  比如段路明、程和平等新锐学者……
  这是一串仍然将会不断延展的名单。我所掌控的资料相当有限,所以如果看见此文的乡党、同学、友人和明师,能提供更为详实可信的资料。海龙感激不胜。
  这证明了当年吴汝纶为学堂写下的楹联似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预言:
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
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
  这副楹联的横批是“勉成国器”。国器一语,见于《荀子》、《汉书》。《新唐书》谓张九龄为“国器”,意为可以安邦治国的人才。我刚刚把这四个字手书,送给了一位即将踏入香港大学的学子。这些年来,面对年轻人,我总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四个字更能表达我的心情,她曾经也激励过我的青春。
  在生命的中年,我忽然能在那一刻触摸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心境。一个多世纪前,故国飘摇,家园凋零。五千年的文明长流,从黄色中土流向了蔚蓝的海口,没有人能看清中国的未来。他把一生最后和惟一的希望,寄托在未来,寄托于教育,寄托给桑梓。他是那样的自信,他是那样的殷切,他是那样不吝溢美、满含期待。
  一年之后的春天里,63岁的吴汝纶在一片琅琅书声里离世。在他的身前,是一道延宕了300年的桐城文脉;在他的身后,是我们这样一批又一批注定要走进桐中的莘莘学人。
此生何幸,生于桐城
  在前后大约500年间,桐城这个在各种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的小城,居然成群结队地出现文化巨匠、政治巨擘,并且形成了贯通哲学、经学、文学、政治、艺术、医学、宗教、工学的知识峰峦,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,桐城派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。即便在世界文化史上,我觉得桐城派也可能是一个异数。
  一个王朝,曾经荫蔽了这座小城。曾几何时,桐城冠盖满京华,文章甲天下。曾几何时,有人喟叹: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!其实,在对桐城文章的感喟之后,是对文章背后道德力量的折服,对儒家三立功德的唱颂,更或者是桐城文章背后现实政治力量、社会力量的真实体现。父子双宰相,三代五进士。桐城人在清朝的汉官体制中,已经形成了一种几乎尾大不掉的可怕力量。以家族、门生、同年、乡党为纽带建立了庞大体制,甚至触发了满清贵族的忌惮。在小说家二月河的虚构里,这是张廷璐被腰斩的真实原因。据说,他其实因病终老乡里。我曾经有幸见到过一幅张廷璐的画作,不能判断真假,但其笔法和精神都透露了我熟悉的桐城人的精致和机巧,我认为那可能真的是真迹。我把此事告诉后来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位张氏后裔,再循迹追寻,已经杳然无痕。就像桐城派一样,这些痕迹常常会偶然出现,却经常龙隐无踪。
  我们那一代的桐中学子,都是从踏入桐中之后才被注入了桐城文人的精神血脉的。“高峰入云,清流见底;杂花生树,群英乱飞”,不仅是自然的寥廓与生趣,更是心灵的轨范与自由。这是我们的幸运或者不幸:从此我们可能拥有精神的高标,但更可能会因此背负精神的枷锁。和明末以降的家乡先贤一样,我们个体生命可能从此会被烙进家国情怀。
  这是数百年来桐城的光荣和悲剧的渊薮。国兴桐城兴,国乱桐城苦。在中国近500年的版图上,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小城的命运,能如此熨帖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荣辱。无论是方以智退避终老的僧袍,还是方苞在扬州迎迓奔走的身形,都是明末大中国走向的缩影。一个惶然煊赫的康乾盛世的背后,在我看来,影影绰绰地都是桐城望族的支脉。
  然而,风云流转,世事苍狗。20世纪初的中国,充满了衰朽和死亡。列强环饲中的中国已经透出死尸的味道,但勉力支撑晚清大厦的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与桐城不无渊源。毛泽东表示,近世独服曾胡;蒋介石更是一生以学习曾国藩为己任。而曾国藩则终其一生都以桐城派文化中兴者自居。其功业、文风、性命均烙下了鲜明的桐城派的印记。曾翁不仅是晚清的中兴名臣,其弟子李鸿章更几乎是拦截晚清溃败的最后一道堤坝。
  1865年,25岁的吴汝纶以会试第八名的成绩为曾国藩所赏识,成为曾门四学士之一;此后,更为合肥同乡、曾门弟子、晚清第一实权汉人李鸿章所倚重,坊间相传,李鸿章的不少议政辞章,应出自桐城文胆吴汝纶之手。
  曾经深入到晚清政经中枢的吴汝纶,对一个王朝的衰败有着无法回避的切肤之痛。那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,对于桐城人吴汝纶而言,这种焦虑已经不仅关于社稷国政,更关乎桑梓故园。护佑王朝中兴的曾国藩,支撑王朝终点的李鸿章相继离世,桐城派以及与之伴生的强权体制也终将朝不保夕。
  1901年,李鸿章在一片唾弃中病殁。次年,这座桐花飘香的小城,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晚清,终于迎回了他漂泊一生的游子,老病交加的吴汝纶。
吴汝纶的教育情结
  吴汝纶的一生都有教育情结。
  早年,他出任地方长官,就曾经追缴赋税收入作为学堂经费,并亲自办学,开蒙传道。1888年,48岁的吴汝纶更加乐此不疲,辞去了地方长官,甘愿去当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。
  在山长的岗位上,吴汝纶干得风生水起。严复、林纾、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、李光炯、房秩五等人都曾受其益。也就是在这一期间,吴汝纶大量接触到西学,并萌生了创办新式学堂的理想。桐城学堂应当凝聚了吴汝纶一生创办教育的经验心得。今天来看,那副大气磅礴、包吞四海的对联不再是一介书生的狷狂张扬,而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桐城先贤的一派自信与勇毅,氤氲着济世救国的太平气象。
  那一刻,吴汝纶无疑是幸福的。他应当也完全可以相信,自己是找到了一剂良方。历史终将证明,他是这片土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明链接者,踵事增华,承前启后。无吴汝纶翁,吾辈其披发左衽矣!吴汝纶老校长的教育方法、理念和水准,在校史上已有定论。桐城中学的继任者持续了这种辉煌,不遑多论。
  我时常会想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评述吴汝纶:他是那个擎起旧时代的大门,让孩子们走向未来的人。作为新文化的旗手,浙江人鲁迅比安徽黄山人胡适之、桐城南乡怀宁人陈独秀都要幸运。胡适之远走荒岛,陈独秀埋骨荒山,鲁迅则登坛封神。
  1988年的秋天,我懵懵懂懂之中走进了桐中校园。其时,“安徽桐城中学”六个字采用的居然是鲁迅字体。这位认同钱玄同给桐城扣上了“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”帽子的文化旗手,他的字体高悬在每一位进进出出桐中学子的门楣上,这个场景充满了文化的戏谑和诙谐。
  一则未经考证的故事是:在鲁迅所有的手书字体中,并没有一个“桐”字。为了凑齐这六个字,当事人用“木”偏旁和同志的“同”字凑出了一个桐中的“桐”字。我相信这是事实,我曾经亲耳听语文老师吴先生所言,他曾是此事的经办人之一。
  据校友介绍,如今这六个字已经被铲除。取而代之的是启功的字体。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荒诞。在我的印象中,所有王朝遗老的字体中,都充满了一种八面玲珑的圆滑秀丽,乖巧丰艳。赵孟頫的字体如此,启功的字体也大略如此。这种品格,与桐城文化的雄健、坚忍、自信、强悍其实扞格不入。
  我有时候,会在梦中见到吴汝纶。我听见他的乡音,我看见他白须飘拂。我时常觉得,他是一个最后的盗火者,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,把一团火种在了桐城。
桐城与桐城人
  李鸿章的离世,是晚清政治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作为李鸿章的余绪,袁世凯、段祺瑞不久将先后登上历史舞台。他们几乎都和桐城有着不可判分的联系。
  和吴汝纶一样,桐城人继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成这个时代的救赎。
首先是革命者。
  桐城南乡人陈独秀四处奔波,他的踪迹遍及安徽各地,尤其是芜湖。芜湖长街改造房地产时,把陈的旧居扫平。桐城人吴樾来这里和他商量后,将从这座江边小城出发,登上北上行刺北洋五大臣的生命逆旅。据说,参与者中还有芜湖海关官员桐城人潘赞化,他的妻子张玉良更广为人知。和桐城还有交集的另一位显赫的英雄是秋瑾,她的铁磁闺蜜和实际资助者,是桐城高甸人吴芝瑛。秋瑾死后,为其收殓尸骨的,也是这位桐城人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者,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,桐城南乡人陈独秀几乎成为近现代怀宁人的命运缩影。在体制内的多位文胆都出自怀宁。比如穆青。
  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桐城人,陈独秀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、毫无羁绊的革命者。毛泽东生活在无湘不成军的湖南,对暴力军事的熟稔,与旧王朝天然的绝缘,让他在这个改天换地的时代,走的更加彻底坚定和洒脱。而陈独秀浸淫在桐城书声里,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转换型的人物。他曾经如此锋芒毕露,但最终逃不过心底正统的声音。他成了悲剧的右倾主义者。历史没有给那个时代妥协的机会,天翻地覆是那个时代的主题。
  还有和桐城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第三种势力。在段祺瑞的政府中,有两位桐城将军(可能还更多)。一位是桐城孔城镇人施从云,一位是嬉子湖人周子寅。更多人熟悉的是施从云,他是施从滨之弟,因为侄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复仇而被人熟知。
  我到桐中的路上,会经过施从云的衣冠冢。在几户农宅的掩映中,那座荒冢神秘而幽静,记载着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英雄传奇。多年之后,我在北京植物园意外遇见孙传芳墓,那一瞬间撞入我心坎的,居然是少年时记忆中的那个荒冢。
  周子寅的资料已经不存。仅仅在散件的资料中,查到他在1924年4月26日被授予陆军少将。在一本关于冯玉祥的小说中,看到了零散的表述,据说,他是一种介于中间派的力量。既不像冯玉祥那样激进偏向革命,也不像另一些人反动腐朽。这可能是典型桐城人性格。
  施家应当是桐城的将门。施从滨上将的侄子施中诚将军曾经是常德保卫战的指挥者。几年前,我曾经意外接触到《勇士之城》的剧组。但为时已晚。这部以常德保卫战为背景的作品,已经湮没了将军的身影。刚刚杀青的电视剧《炮神》我之所以愿意加盟,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主角,而是桐城人周子寅,他曾经是清军炮兵营的标统,后为段祺瑞麾下悍将,是地道的炮神。
  在共和国的奠基者中,桐城人章伯钧的名字其实不可或缺。他最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右派言论,实际上正是今天改革面临的最迫切最真实最艰巨的政改命题。2012年,在一篇关于新任总理李克强的公开报道中,我们也意外地发现,他居然和桐城派有着同样真切的渊源。
  桐城,这个关联了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名字,就像散落在近代史河畔的贝壳,每一次低头,都能拾起一枚惊喜。是这样的灵山秀水,给了吴汝纶最后回乡陶铸国器的勇气吗?
桐城派与桐城文化
  我一直以为桐城派不是一个文学流派,而是一个大文化流派。甚至,我以为桐城派是中国儒学的一个经世致用的支流。也许是桐城文章名声过大,湮没了其自在的文化属性和独特的文化价值。其实,在立言占据了儒学功德的时代,文章当然不仅仅是文字。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虽然出自政治家的立场,但的确有其深意。
 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是桐城人掌控了当时社会的话语权,构建了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。我一直私下认为,桐城文学流派和历史上诸多的文艺流派一样,在其崛起的背后,都有同样强悍与生机勃勃的社会合力。义理是价值观,考据是方法论,辞章只是操作术。桐城文风的洗练,那是高屋建瓴的统括;桐城文风的素朴,那是直指真相的睿智;桐城文风的实用,那是经世致用的襟怀。我们是多么幸运,就生活在一片桐花飘香的土地,头枕龙眠山,足蹬菜子湖,几百里稻香莲开,氤氲了一片风水桐城。
  在过去的100年里,桐城人都退出了两岸政权中心,但却有两个桐城人,在大陆两岸不约而同地把生命的诗情,投入了更为深邃、更为永恒、更为普世的形而上的美学,他们的名字,一个在大陆叫朱光潜,另一个在台湾叫方东美。许多人也许都陌生了他的名字,但是今天两岸佛教界中闻名遐迩的净空法师,对方东美所执的是弟子礼。
  更多的桐城人把才情和智慧转向了工科。在今天中国的几乎每一座医院,每一所大学都有桐城人。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社会存在。作为封建堡垒,我无法想象也不曾亲历那一场文化浩劫给桐城带来的冲击。1966年,桐中图书馆被冲击,据说半山阁的书籍在操场上烧了三天三夜。不久,我的父亲被迫从桐中辍学,他曾是当年大改班的首届学员。
  1903年,吴汝纶63岁。又一个63年后,1966年。历史用这种近乎巧合的方式在轮回。在此之前,桐中连续三年在全省夺冠。1962年升学率更高居全国第二。1966年之后的桐中改名桐城县五七中学。这是桐中之殇,更是桐城派之殇。
  实际上,那团火焰烧掉的是桐城延续了几百年的文化道统。
  恐怕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会意识到,连盗火者吴汝纶也不会想到,他的梦想会在那一个瞬间断裂。失去了桐城文化根脉,湮没了桐城道统的现代教育,将失去自性地卷入中国教育畸变的洪流。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育,而且关乎中华文明,更关乎中国未来。
  不久,一场更猛烈的红色风暴即将席卷桐中。这是一场深刻的危机。它在政治上颠覆了桐城派的合理性,在政治挂帅的时代,多少桐城人只能痛苦转型,从国器变成小器。这是历史的悲剧,不能达则兼济天下,就只有穷则独善其身。首当其冲的是桐城人章伯钧先生,那种政治撕裂的苦痛,今天仍然能从他的女儿章诒和先生的笔端流出。
桐城派的家国情怀
  桐城派最大的价值是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。被政权抛弃之后,近代桐城派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,最终都走向了独善其身的美学。听说,晚年的朱光潜常常站在自家庭院的篱笆外,手持一朵鲜花送给路过的青年学子。此说出自曾经亲受先生赠花的燕园美女,可信不疑。那可能是桐城派文化史上一个经典的意象:赠花之手有余香。今天的桐中人,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握花使者。他们把自己的智慧、学识、才情、文章,捧之盈盈在手,赠之拳拳在心。
  和乾嘉学派相比,桐城派文化中的资本萌芽、实证精神、义理考据甚至是科学主义都毫不逊色。在更早的时期,作为桐城派先声人物方以智的身上,这种精神就达到了时代的峰值。如果没有桐城派的介入,清初的一系列开明政治实践和制度设计,都不可能完成。我不自私地以为,虽然明代鸿儒对政治文化进行了诸多顶层设计和空想,但真正付诸实践的是桐城人。
  但乾嘉学派优于桐城派的地方也显而易见。这是中国儒学史上最早颠覆义利之辨的支流。在改革大潮兴起之后,乾嘉学派风行的江浙地区一跃而起,成为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。而桐城派与之相比,则重在义理而不是义利。
  在建国后,桐城派不断地完成与政治惨痛割裂,早已经失去了政治根基和依托。曾经的冠盖满京华,曾经的桐城会馆已经荡然无存。1980年之后兴起的这场商业大潮,正在完成对桐城派的二度冲击。这是桐城文化的软肋。和乾嘉学派这种根系绵长,又在民族资本中完成铁血洗礼的文化不同,囿于内陆、偏于内省的桐城文化,完全没有敞开胸怀,无力迎接资本浪潮的冲击。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颠覆力量,足以让桐城派根脉尽断,彻底退出舞台。
  此时此刻,应当是一曲挽歌,还是一曲离歌,我已经不知道。
  今天为大众熟知的桐城人,也许一个是台湾的费玉清,还有一个凤凰的胡一虎。另一个,是曾经一时名噪的璩美凤。在此之前,桐城最为公众熟知的应当是诗人海子,1989年自杀于山海关;更早的应当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。她在文革中惨遭荼毒。
  这片土地,这片文化,是不是真的在没落了?
  据刚刚得到的,未经确认的消息是,今年安徽的高考前800名中已经没有桐中人。我们那一年,安徽省的理状元是高三五班的陈卫国,现居美国;我们那届的文科状元是高三六班的倪永凯,也在全省前列,现居新加坡。
  20多年过去了,听到这一切,争觉恍如隔世。
最坏和最好的时代
  这是最坏的时代。这也是最好的时代。
  我不相信,一个刚刚走完100年风雨的桐中,就会从此沉沙折戟;我更不相信,一个延续的几百年的文化道统就会从此终结。
  任何改革都是某种程度的复兴。我始终认为,中华传统文化会决定着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方式和走向。中国不能走美国式繁荣的道路,那是一种霸权主义、强权主义的寄生文明。那种在全世界文化、资源和制度塔尖上鱼肉世界的制度,将会最终走向毁灭和衰朽。中国之路,绝不会是照抄美国,只能从数千年的古文明中生发出来。
  那样的时刻,那样的中国,不应当没有桐城人的声音。如果有,那个稚嫩的声音,首先会回荡在桐中。对于所有桐城人而言,桐中应当是文化的高标和精神的家园。她理应有自己的操守,有自己的个性,有自己的风神。
  我仍然记得自己激情燃烧的青春。我记得吴永清老师对庄子的迷恋,我还记得高传明老师绮丽的书法,我还记得汪顺芳老师书赠激励我的“大江歌罢掉头东”,我也还记得班主任金汤老师一次次到宿舍监督我们。这些涓涓师恩,都已经成了我们同学相聚时温暖的回忆。当年我们无从体会,如今我会觉得,那些校园里的点滴传承,都烙印着桐城薪火相传的文化之根。桐中如何,未来的桐城文化就会向何处去;桐中的师者如何,未来的桐城就会向何处去。
  20多年过去了,我没有再回桐中。一切物是人非。但我依然牵挂那里的一切。我总是一次次把桐中的校训“勉成国器”送给年轻人,我真的觉得,这是我在青春岁月里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我觉得这句话是桐中的根,也是桐城派的根。
  1902年,回乡办学的吴汝纶意志已经坚如磐石:“吾辈此次办学堂,有进无退,人不善换人,法不善换法,决无止息之期。”这是一种誓约般的宣告,荡漾着一个老人生命最后的激情。那是他生命残烛最后的跳跃,百年之后,已成绝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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